钱的问题始终是核心。退休金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,多一份来源,家庭大小事,便有更多的讨论空间,反之,少了这份托底,如随水浮萍,只能跟着子女的轨迹漂浮。
给母亲徐丽发出那条“求助”短信前,王昭雨已经犹豫了两个月。
她36岁,生活在北京,有一个年幼的女儿。和许多典型的中年夫妻一样,她和丈夫是双职工,更依赖于两边的父母帮忙看孩子。婆婆已经来了北京近两年,看得出人越来越疲累,而王昭雨也需要喘息的机会,她迫切地渴望母亲徐丽的到来。
徐丽今年55岁了,在小城一个企业的食堂工作,负责员工们的一日三餐。每一天的节奏都是紧张的,从早晨五点多开始忙碌,到晚上六七点才能落灯收工。十几个人的饭菜,分量大,锅碗瓢盆都是特大号,有时候“连拿起大锅铲在锅里炒菜的力气都没有”。
但徐丽对此依然感到满意。她做的食物常被员工称赞,这让她觉得自己被需要、有价值。但更重要的是,这是份“正规工作”,虽然是企业编外人员,但签了合同,会严格缴纳医疗、养老保险,持续工作到60岁后,还能领到一份不错的退休金。
王昭雨明白,对母亲来说,退休后有一笔养老的钱,是不依赖子女的一种方式,晚年生活的一重保障;可一旦母亲来北京,就意味着她得辞掉手里的这份工作,没了收入,也断了养老保险的缴纳。
最终,在一个和婆婆闹过矛盾的夜里,王昭雨还是狠下心,向徐丽发出了那条微信:“你能来帮帮我吗?养老保险我来给你交。”
徐丽生活的小城,正常缴纳养老保险,按时退休的话,她的退休金是每个月1000元左右,后边可能会有增长,但对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来说,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元的新农保(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),没有退休金,因此,拥有一份工作,一份可以给予收入、提供更多未来养老保障的工作,是很重要的。
如歌第一次发现母亲背着他们兄妹三人偷偷出去工作,是在视频聊天的时候——她看到母亲穿了一件橙色的反光马甲。
面对如歌带着恼怒的质问,母亲用故意轻松的口吻答道:“我来当清洁工,很轻松的,散个步就把钱赚了。”
这份母亲口中很轻松的工作,是在村口通往城镇的高速路上扫地,每天花费几个小时,拿着扫帚和垃圾篓,沿着道路清理一遍,一个月的收入是1000元。
如歌特别生气,“高速路上车来车往的,多危险?”她故意把话说得难听,跟母亲算了一笔账:“你要是出了什么状况,现在挣 1000 块,可能我给你治病要 2000 块,倒贴1000 块,哪个划算?”那头的母亲沉默了。
小时候,如歌的父亲做煤炭生意失败,一家人从河南来到广东谋生。为了抚养三个孩子,母亲白天在工厂打工,加班到晚上十点,凌晨三四点又爬起来张罗早餐摊,一天只睡三个小时。早餐收了摊,母亲还会推着三轮车,捡路边废弃的瓶子。
在如歌的记忆里,母亲“像铁人一样”,什么苦都吃了,最苦的时候,家里连买袋盐的钱都凑不出来。工作之后,如歌和哥哥每年都会各自给父母一两万,这笔钱覆盖农村的生活成本并不成问题。她反对母亲出去工作,希望她安度晚年,但母亲对于日后的养老生活,始终有自己的考虑。
最终,徐丽没有犹疑,从老家赶来了北京。但在她来之后的这两个月里,女儿王昭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:徐丽几乎从来不和同小区的老太太们一起结伴出去玩。
这对母女住在北五环外的一个次新小区,周围的老太太们,基本都是从老家来帮子女带孙辈的,孩子们早晨7点多去上社区幼儿园,直到下午5点放学前,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。有些老太太们会相约着集体出行,换上统一的衣服,披着颜色相同的纱巾,每周去不同的景点游玩、拍照和聚餐,发在朋友圈里或抖音上。
那些照片里从来没有徐丽。
王昭雨有次问她,为什么不一起去?母亲的答案让她有些出乎意料:费钱。买衣服、吃饭、门票,这一天的行程下来,可能就得花出去几百块,母亲有些舍不得。王昭雨有点心酸,她确实没考虑过这一点。她安慰母亲,“钱我来出,你放心去玩”,但母亲紧接着摇了摇头:“那些出去玩的老太太们,都是有足够的退休金的。”
徐丽所说的老太太们,大多来自东北的城市,比如哈尔滨、沈阳,那里工业化进程开始得早,程度也更高,她们年轻时多在一些厂矿、企业工作,养老保险缴纳充足,现在退休了,每个月能够拿到四五千元的退休金。
就在那一刻,王昭雨突然发现了一个让她难过的事实:有没有退休金,正在成为划分老人群体的一项“标准”。
在小区里,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们,一般在公共活动空间消磨时间,斗地主、打麻将,“一分钱不花,就是自娱自乐”,也有在小区当保安、捡废品、磨剪刀,来赚钱补贴家用的;而有退休金的老人,活动要丰富得多,旅行、上老年大学,“花起钱来是很有底气的”——母亲没有这份底气。
在王昭雨的记忆中,母亲徐丽这一生称得上坎坷,开过卖窗帘的小店,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,一直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,直到进入这家企业,生活才算有了着落。到了晚年,还要因为女儿的需要再放弃自己的退休金,想到这一点,王昭雨心里就非常愧疚:“是我让她的生活没了底气。”
这种现象并不少见。同样是在深圳,30岁的娅慧,也是需要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双职工家庭。娅慧总听没有退休金的婆婆说,同样是帮孩子带孙辈,小区里有养老金的父母,如果感觉自身身体不行,可以用退休金雇保姆,帮衬孩子的小家。“他们不需要向孩子伸手,不需要看孩子脸色,摩擦也会少很多。”
某种程度上,有没有退休金,甚至会改变一个家庭的权力结构。
娅慧的朋友彭广,给她讲过自己的故事:彭广是家里的老幺,他的父亲年近70岁,已经没有了赚钱的能力,母亲之前在广州当月嫂,年龄上去之后,也被家政公司清退,丢了工作。彭广父亲年轻时是一个脾气暴躁、刚烈、不顾家的人,现在指望着儿子养老,“像变了一个性格”,顺从、讨好,每天变着花样给儿子做饭、煲汤。彭广从来没想到,“爸爸有一天会是这个样子”。
钱的问题始终是核心。退休金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,多一份来源,家庭大小事,便有更多的讨论空间,反之,少了这份托底,如随水浮萍,跟着子女的轨迹漂浮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赵耀辉,从2007年开始主持“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”,他的研究指出,2009年新农保实施后,绝大多数农村户口的人进入了社保体系,到了60岁之后开始领取养老金,但这笔钱数量太少,依据前期缴纳的钱而定,每月最低拿到100元左右,最高的话能拿到800到1300元,难以真的用来生存。
项目的调查数据也显示,为了弥补养老金的不足,即使是70岁以上的农村户籍老年人,就业率仍然超过了50%。为了生活,他们对于打工非常积极,“只要干得动都会干”,像无脚鸟,没有停歇的一天。
如歌的母亲就是如此。在女儿的劝说下,她辞掉了高速路上扫地的活儿,但没过多久,又在一家玩具厂找了工作。
她所在的村子里,散布着各种各样的制造业工厂,从玩具到服装再到泡菜,以当地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依托,制成产品输往海外。如歌过年回家时,母亲骑电动车带她上街溜达,几十家工厂像棋盒一样伏在马路两边,让她想起小时候在广东看过的产业集聚区,那些看起来像两层楼高的建筑,其实是架空了的几米高的厂房,母亲在那些工厂里度过了很多年。
2008年,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,广东的许多工厂倒闭,父母从广东来到了北京谋生。那时候,如歌在老家上学,母亲在北京做过育儿嫂、保姆、超市的拣货员。到了2018年,父亲被查出患上尿毒症,要靠一周三次的透析为生,父母才不得不迁回老家。
母亲一边照顾父亲,一边带着小孙子。孙子上了幼儿园,母亲就开始找活儿干。玩具厂按时薪计,站着工作,每天8小时,时刻有人督工,做得慢了会被批评,是体力和精神的双重消耗。如歌再次向母亲发了火,“我知道是要站着工作时惊呆了,坚决地要她辞职”。
对于出门工作,母亲总有各种理由——一会儿是“我在家里快憋死了”,一会是“工长给我打电话说赶货,我帮帮忙”,一会是“跟小姐妹在那坐着聊聊天挺好的,干多干少无所谓,不求挣钱,求个乐呵”。出去的次数多了,小侄子甚至会向如歌“告状”:“姑姑,奶奶又出去工作了。”
最近半年,母亲又去了一家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服装厂,按件计薪,负责衣服的点位和上扣。母亲告诉如歌,周围的工友都是年龄相近的姐妹,空闲时,她们会一起拍个小视频放松。但实际上,厂里的工作结束,母亲回家还要洗衣做饭。长久劳作让她患上了腱鞘炎,手腕上鼓出一个大包,“她总时不时地用另一只手揉,把包揉下去才能好受点”。
林琳父亲面临的状况也极为相似。他今年62岁,对找工作来说,这是一个尴尬的年纪。
过去两年,父亲在内蒙的一家矿场负责看守机器,包吃包住,后来上头频繁检查,矿上开始裁人,过了60岁的父亲第一批被裁掉了。回到河北农村生活后,对父亲来说,找到工作,成为他心头最记挂的事。
为了有份工作,父亲百般托人打听,好不容易听说北京西三旗附近有份垃圾分类的活儿,立刻收拾了三个包裹的行李,兴冲冲地赶来。工作的环境完全不能算好,住在地下室,食堂建在垃圾站附近,夏日灼热,每天得忍耐高温进行垃圾分类,还要拍照上传,过程繁琐。上岗的第二天,一场突发的肠梗阻,让父亲进了医院。
父亲在急诊病房住了三天。他嘴角起了溃疡,躺在病床上,时常对着墙壁,不发一言。母亲打来电话,父亲头一句就是:“我又让你失望了。”疾病突发时,父亲不敢直接告诉林琳,就连来北京这件事,也是等工作确定了之后才告诉女儿。他小心翼翼,不想添麻烦,但疾病轻易地打碎了他努力维持的局面。“他觉得耽误我上班,又花了我的钱,很没面子,也很内疚。”林琳理解父亲的心情。
过去,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,在矿场工作了十几年,养活了一家人。从林琳记事起,父亲每个月都有收入,被裁掉之后,回家给人打零工,种花生、捡垃圾、摘樱桃,一刻闲不下来——直到60岁。
工作越来越难找,年初,父亲甚至特意去染了头发,为了显得人精神、年轻,但年龄就像一把标尺一样卡住了他,打零工被拒的他灰心地回来,嘟囔道:“我62岁也不算大,为什么不要我?”
王昭雨知道,母亲面对的也是相同的事实,一旦徐丽离开了之前的岗位,就很难再回去了。年龄像一把筛子,随着数字往上,可从事的岗位就越来越少。徐丽之前做过超市的理货员,比食堂的工作累得多,但她现在也会担心,再往后,“可能连这种工作都找不到了”。
在许多故事里,父母年轻时从农村奋斗进入城市,子女在城市扎根,父母一代的养老,由退休金和子女共同托底。若把目光移回农村,在许多地方,父母没有退休金,可能连这份托底也没有。
王忠兴今年53岁,成长在湖南农村,20岁便离开家乡,四处打工。早些年,他在江苏学习了污水处理的技术,凭着这身本领,他追着更好的薪酬,去过山东,跑过河南,最后落脚河北,一驻就是十七年。工作的地点在远离市区的农村,每天去市区的车只有几班,每天工作八小时,一个月只休4天。他几乎从不娱乐消费,一个月9000元的薪酬,一年下来近十万元,一边要赡养农村的父母,一边要供三个子女读书。
9000元里,是不包括养老保险的,“哪有这些东西,你愿意干就干,不干有人干。”
养老金这个概念对他来说,没有多少意义。他知道交了养老保险,老了能有保障,但他心有余力不足,“现在三个孩子,顾生活都顾不上来,哪有这个闲钱?”
赵耀辉的研究里,这是一群特殊的人。社保体制因地区分割,导致流动性强的人缴纳社保的动力不足。而工资的28%上交,其中20%进入统筹系统,8%进入个人账户,当农民工选择更换地方,意味着曾经上交的大部分社保留给了当地。与其缴纳社保,他们宁肯把钱全部归为自己。这进一步导致,当这部分人年老,仍然无法拥有可以托底的养老保险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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